「我目睹我爸爸是怎麼被射殺的」人權觀察：菲律賓掃毒戰使兒童深陷創傷與貧窮
by 關鍵評論網 ASEAN：Philippin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掃毒戰的陰影下，孩子承受著心理壓力，貧窮和創傷使得他們不再上學或開始工作。有些小孩也因為失去家庭成員在校面臨霸凌、汙名或被退學，有些孩子則被迫在離家在街頭生存。 |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27日發布一篇報告指出，伴隨著街頭上血腥的屍體，長期的掃毒戰讓孩子們在身體、情緒和經濟上都受影響，毀壞了他們曾經的「正常」生活。
2016年6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菲律賓緝毒署（Philippine Drug Enforcement Agency）記錄了5601名掃毒戰中死亡的吸毒嫌疑犯。《Rappler》報導，杜特蒂（港譯「杜特爾特」）的掃毒戰因為導致許多人的死亡而廣受批評，人權團體估計死亡人數約在2萬7000人。
這份長達48頁的報告〈我們的快樂家庭已經逝去：掃毒戰對菲律賓兒童的影響〉，訪談23組、來自6個地區受到掃毒戰影響的家庭。當中詳細探討了在家長或監護人被殺害後，留下的孩童所面臨的困境。
許多孩子承受著心理壓力，原先的經濟困難更雪上加霜，貧窮和創傷使得他們不再上學或開始工作。有些小孩也因為失去家庭成員在校面臨霸凌、汙名或被退學，有些孩子則被迫在離家在街頭生存。
目睹親人被殺造成孩子心靈上的劇變，也使得他們的行為和與人互動的方式出現變化。Karla的爸爸在2016年12月被槍殺，他說，他們的快樂家庭已經不在，「事發時我在現場，我爸爸中彈時，我目睹我爸爸是怎麼被射殺的。」Karla的哥哥不再對任何人笑，也變得易怒、對人喪失信任。
另一名受訪者Zeny丈夫的屍體在馬尼拉（ Manila）湯都區（ Tondo）被發現，頭被裹在包裝膠帶裡裡，身上有19處刀傷。Zeny兒子的性情因父親去世發生巨大變化，他曾威脅要殺掉別人或用膠帶捆住朋友的頭，也經常將憤怒發洩在母親身上，Zeny說，「他變得暴戾，我很害怕，不知道他長大後會怎麼，我擔心他會誤入歧途或入獄。」
大部分掃毒戰受害者都來自低收入家庭，報告指出，「許多孩子別無選擇所以出外工作，最後流離失所、在街頭生活，暴露在危險暴力和犯罪活動中。」
Robert是3個手足中年紀最長的，在父親2016年12月被殺後，成為家庭的經濟之柱。家裡3個孩子都不再上學，打臨時工以求溫飽。「父親過世後我必須更努力工作，我成為兄弟姊妹的父親，因為我不想看到他們受苦……所以，我將做任何我能做的。」Robert說，「我強迫自己工作，即使我其實並不想。為了自己、為了我的手足，我強迫我自己。」在沒有親友能讓他們借宿時，Robert和手足們以市場為家，睡在紙箱上。
孩子們承受恐懼
「因為總統杜特蒂的決定，警察濫權並毆打有使用毒品嫌疑者，孩子們在承受恐懼。」人權觀察菲律賓研究員Carlos Conde說，「政府需停止無止盡的暴力那使得孩子們的生活漂泊不定，並應提供被傷害的孩子們協助。」
有的孩子因為心裡創傷不敢向執法機關尋求協助。報告指出，政府不願有效率並公正的調查掃毒戰的受害者，而目前菲律賓社會福利與發展部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也缺乏特別專案給予受影響的孩童直接協助。
《美聯社》報導，人權觀察呼籲聯合國最高人權機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OHCHR）對掃毒戰發起獨立調查，希望人權理事會將此排進下個月會議的議程。
此外，在疫情中掃毒戰也持續進行，也因管制措施規範不清，引發警方濫捕等行為的質疑。菲律賓國家警察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仍然運作著同一套處理罪犯的規則，並沒有因疫情的管制措施而調整。《Rappler》報導，機構間新發傳染病工作隊（Inter-Agency Task Force,IATF）被批評為模糊的、零碎的守則，讓地方政府和警方有空間得以遂行他們的目的。
從管制開始的3月15日到4月29日，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HR）收到368則有警察濫捕相關的控訴。「警察暴力事件數量增加跟封城缺乏清楚的守則有關。使他們在管制措施上過度執法。」
延伸閱讀
新聞來源
- Duterte's violent drug war leaves children traumatized – HRW（Rappler）
- Philippines still stuck with drug war blueprint（Rappler）
- Rights group urges inquiry into Philippine drug war killings（美聯社）
責任編輯：徐卉馨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