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安法殺到香港之時讀《羅德丞政海浮沉錄》

人大宣佈國安法將會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不經香港立法會審議，類似的情況遲早出現屬預料之內，筆者聽到消息也不特別驚訝。唯一驚訝之處，純粹就是現今中共政權，這麽快就將差不多最後的底牌打出。碰巧，筆者最近讀到前新香港聯盟總幹事高繼標所寫的《羅德丞政海浮沉錄》，談到羅德丞背叛港英政府，為中共充當馬前卒，先推動分組點票的芻形「一會兩局」，又在大爆港英政府於興建赤臘角新機場的「陰謀」，然而羅氏最終卻因為鋒芒太露，遭到中共政權的唾棄，結果無緣問鼎特首大位。

羅德丞的失敗，在於他招惹事非和得勢不饒人的性格，不符合中共政權希望平穩過渡的策略。那一代的中共領導，尚且大概地知道得以「收回」香港，全因為歐美各國需得聯中抗俄。羅德丞以為得罪港英政府，即能取得中共政權的信任，在董建華得到「江握手」的祝福後，還着李福善寫信到中南海告董建華狀，着實就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在Carlo M. Cipolla教授所著的《蠢人的五大定律》（The Basic Laws of Human Stupidity）中，教授曾經說到，那些「具蠢人色彩的強盜」，屬現今世代最大的威脅。上一代的中共，就好像《蠢人的五大定律》中那些損人利己的強盜般，雖自私但仍以理性為本。中共政權於建政以至六七暴動之時皆不收回香港，我們無從得知原因何在，但相信是因為中共仍希望留下一小個對外交流的窗戶，以作不時之需。但現在的中共政權，根本就變成了「具蠢人色彩的強盜」，本希望損人利己，但最終既害了本身，又害了他人，這實屬這個時代全球人類悲慘的宿命。

在讀《羅德丞政海浮沉錄》的同時，我也在讀《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 一文中，毛澤東講到紅軍最大的資本，是「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有了人民這個條件，不論是「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仰或是「使敵人疲勞沮喪」，還是「使敵人發生過失」，皆能事半功倍。而在同書中的另一篇文章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更詳列爭取人民支持之道，不外乎解決民眾生活的問題，使民眾得以安居樂業等等，實為一種深耕細作的藝術。

中國以往不受西方各國重視，得以大行其惡，原因皆因蘇聯解體不過三十年，西方社會仍未調整心態，注意中國的潛在問題，中國才得以借此漏洞放肆。現今中共所奉行的所謂「超限戰」，本質上就是冒進主義。科技技術是軍事的根本，而要發展科技，自由的土壤是必需的。沒有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科學技術是空談。科技未搞好，要在戰場中剋敵制勝，更屬不可能。

毛澤東的思想，縱使奸邪無道，但終究是經得起實際上的軍事博奕的，其思想的而且確助共產黨由弱轉強，竊據全國。現今中共的所謂「策略」，就連「廟算」也未做好，談甚麽策略？談甚麽「超限戰」？搞政治是講策略，不是「發小孩子脾氣」。沒有策略，就算得以在短時間內於一些戰役中連戰連捷，但在長遠的戰爭中，必定就是死路一條。

在香港，甚麽理念的政客，才得到香港人的支持？上年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已清楚道出香港人的取態。紅軍當時面對的處境，遠比現今的香港人惡劣，但仍最終能剋敵制勝，最大資本是「人民的支持」。我相信，香港人比當年的紅軍，不論在知識水平，文化水平仰或是品格水平皆較為優勝。能夠在僅僅一年內，就迫到中共政權徹底放棄原有於立法會依靠親中派的優勢來設立各種箝制香港人權的法案，已經是非常了不起。香港人必能用香港人自己的方法，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