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发论文耽误疾控？中国疾控中心的回应还应详细些_疫情
中国疾控中心论文复盘发现病毒12月或已人传人？官方回应
文 | 杜虎
1月31日9时左右，中国疾控中心发表声明，简略说明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一事，回应“为抢发论文瞒报疫情”的批评。声明共四点，涉及论文使用的425个确诊病例“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据此认为论文是“回顾性分析”。强调“人际传播”的观点是论文回顾性推论，发论文有利于全国和全球疫情防控等。
中国疾控中心说明所对应的论文于1月29日发表，由中国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多单位共同完成，通讯作者中分别包括前述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主任杨波。共同作者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这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新冠病毒早期流行病学数据披露。
高福
这是一篇非常漂亮的论文，因为其详细的确诊病例而显得珍贵。但论文一经发表即刻引发轩然大波。舆论认为以国家、湖北疾控中心领导为核心的作者，为了抢发论文而隐匿数据，故意隐瞒“人传人”“医护人员感染”等病毒重大特征及转折性进展。如果这些批评成立，整个疾控系统的诚信与能力都将受到怀疑。
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是第一位炮轰中国疾控中心的业内人士，30日晚间他用“出离愤怒”等严厉措辞指责这个最新论文是“明白无误的证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的隐瞒了”。中国疾控中心的解释全面否认王立铭这样的指控，但在究竟谁更值得信任方面，该声明似乎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从理论上说，发表科研论文与落实疾控措施并不矛盾，尤其在类似冠状病毒等重大传染病疫情下，一线研究者根据形势发展撰写论文，不仅可以构筑专业的防控能力，还可以为全球范围的同行提供认识与经验，起到协同作用。但论文与疾控补课互不否定的前提，是疾控要得力，论文要符合学术伦理。
武汉的新冠病毒肺炎暴发以来，民众心头萦绕着沉重的疑惑：地方有没有按照程序上报疫情相关情况和数据？上报内容有没有隐瞒？武汉市长周先旺访谈时表示已上报，未隐瞒，但没有授权所以无法及时披露。中国疾控中心的重量级论文再次佐证，本次疫情自最早病例出现，确实上报，至少疾控系统内部不存在隐瞒。
该论文同样证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全面情况，知道真实的感染病例，也知道存在着人传人现象。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追问的事情：1月20日由钟南山先生宣告存在确凿人传人现象、医护人员集体感染之前，疾控中心根据手里掌握的疫情有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如果有，这些措施的缺陷何在？
中国武汉最早的425个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肺炎（NCIP）确诊病例的发病情况。
尽管舆论谴责中国疾控中心掌握早期的详细数据，却没能作出有效反映，以致于错失了至少两周的宝贵时间，导致疫情从武汉向国内省市和全球扩散，但隐瞒不报或延迟公布的责任是不是仅仅由中国疾控中心来承担，仍缺乏证据。至少从这个论文看，我们不清楚中国疾控中心到底有没有向主管部门隐瞒事实。
另外，中国疾控中心究竟有没有动机为了发表论文隐瞒事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众说纷纭。按常理及科研工作的最低标准，发论文与隐瞒风险之间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的，作者团队中有许多贵为院士的业界大佬，值不值得因为一篇论文冒险，也是一个考量。反正从正常人类的角度，隐瞒疫情都不该是选项。
撇开论文不谈，既然疾控体系下至武汉、湖北上至中国疾控中心都掌握早期疫情数据，回想一下武汉市长的“委屈”，较真疫情发布的程序，决策权究竟在哪里，目前仍不知道。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疾控中心乃至于卫健委在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权力地位，以及是否存在决策问题，还需要更多信息才能推断。
即使中国疾控中心拒绝接受社会谴责，但仍不能将自身从事态中摘出去。退一万步说，姑且不论该论文是否经受最严格的伦理审查，外界并不知道医学杂志收稿等时间线，以便对照国内疫情的时间线，可疾控体系在掌握一手详尽资料、看到病毒风暴初露端倪时，仍没有采取疾控措施，这才是让人愤怒的。
也许中国疾控中心发论文无法承受过度的苛责，但焦点在于：在病毒压城的可见情况下，作为第一道预警防线、最前沿的防疫阵线，它在做什么，它又没做什么。对中国疾控中心论文的批判，再一次激发了民众通过见闻、惨痛遭遇所积蓄的愤怒，以及由愤怒而生的问责无觅处的巨大失望。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这不是第一次因抢发论文产生的争议。在更早一点时间，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迅速分析了武汉新型病毒的基因数据，为了全球利益把破解的信息共享，然而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在没有和张永振教授团队沟通的情况下，利用后者的共享数据抢发科研论文，张永振教授愤怒交涉，无果。
总之，病毒在导致灾难的同时，也为科学家带去研究机遇，这是科研版本的“国家不幸诗家兴”。也许是估计到不好苗头，科技部日前专门发通知，重申新冠病毒的科技攻关项目的伦理优先顺次，要“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决胜疫情中”，“在疫情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这些话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听进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