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從《爸媽不在家》到《熱帶雨》，流露了陳哲藝對游離於新加坡的女性客居者的凝視
by 精選轉載|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這兩部電影《爸媽不在家》和《熱帶雨》中，女性客居者的身份往往處在世界主義的新加坡和故土之間的中空。或許這種對女性的關注，是源自於自陳哲藝常年遷徙的履歷。 |
文：朱兆宇（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電影學系博士）
如何定義新加坡電影？這個問題需要從新加坡這個國家來入手。這個國家在長達146年英國的殖民統治之後，在1965年宣告獨立（編按：新加坡1963年短暫加入馬來西亞）。而在短短的數十年間，新加坡就躋身于「亞洲四小龍」的隊伍中，成為東南亞經濟最有活力的國家之一。然而新加坡的文化完全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熔爐。
在新加坡的城市空間中由英國的「種族隔離」制度形成的三個區域—中國人的牛車水，小印度，以及馬來人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將新加坡城市與三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捆綁在一起。而與世界接軌的重商主義也給新加坡帶來「世界主義」的文化風貌。當然新加坡很小，它的電影也只能在學術界被歸類於「小國電影」（small cinema）。一方面，這樣的小國電影也只能更多得依靠政府管理下的新加坡電影委員會的長期資助或者大學院校的支持來維持。另一方面，它的「小」也反映在導演的數量。能叫得上名字的導演也或許只有邱金海，梁智強，陳善治，陳敬英，當然還有這篇文章的主角陳哲藝。
陳哲藝的履歷流淌著「新加坡華人」歷史所承載的遷徙性。陳哲藝的電影啟蒙都是在新加坡進行的。他本科就讀于義安理工學院，其2005年的學生作業《G-23》就讓他在全球電影節收穫頗豐。而之後，他遠赴重洋來到倫敦，受教育於英國電影電視學院。他現在定居於倫敦，之前通過拍攝短片繼續自己的電影夢，而2013年《爸媽不在家》在坎城電影節的橫空出世以及2019年《熱帶雨》的廣受好評，都讓我們看到他帶領著新加坡電影走向國際。
他兩部電影中的主角都是在異國他鄉的女性客居者，與一個叫「家樂」（演員也叫家樂）的少年或者青年有著情感的交往。我的文章將會切入到她們的世界，觀望她們在新加坡的融入與游離。
菲律賓女傭泰莉：空間與距離
當泰莉剛剛來到這個三口之家的時候，懷孕的母親帶著她參觀家裡的方方面面。她的工作空間就是這樣一個小家庭，也受到一家之主在行為上的各方面管制，就連唯一維繫自己親情紐帶的電話都在這個家庭都是禁止的，而照顧這對父母的兒子成了她工作的重中之重。
可以看到作為一位新加坡的客居者，她與故鄉和親人連接的欲望被其工作的家庭空間限制住了，而每次都要去公共電話亭滿足自己與親人和孩子溝通欲望。石溪大學的Michelle Ho認為在這個人物的描寫上呈現了一種「殘酷的積極主義。」在學者Lauren Berlant的書中，她闡述過如下一種當代人的生存狀態：當一個人在欲望某件事情，卻發現這件事情不能讓她得到良性的發展。這個菲律賓女傭來到新加坡，就是看重新加坡成為一個能夠實現她個人價值的地方。然而在這個異國他鄉的場域裡，她又必須經歷一種與「故土」斷捨離的絕境。
故事又設定在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公司裁員，經濟下滑嚴重得困擾著這個家庭中的父母，她們沒有時間照顧他們的孩子。家樂的窘境在於父母情感上對他的漠視。而女傭則有著嚴酷的工作環境。泰莉用這樣的「情感性勞動」找尋在新加坡找尋活下去的方式，還要用時時刻刻賺來的薪資遠端負責家鄉出現的問題。嚴重的剝削和日常的苛責都讓她所處的環境更加消極。「家樂」的存在更像是她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最重要的陪伴和知己，或者是在異國空間唯一能填補「故土親人」距離的精神支持。家樂是她母性表達的物件，是自己親生骨肉在新加坡的化身。
在影片中，泰莉和家樂的心靈距離越來越近。從一開始家樂的陌生和泰莉的不信任，到家樂在同學次次詆毀泰莉之時的暴力抵抗，以及泰莉在校長勒令退學時佯裝為他的母親。我們或許感受到泰莉和家樂已經逐漸成為「情感上被放逐在家庭之外」的命運共同體。在影片最後，泰莉即將離開新加坡，家樂用剪刀剪去了泰莉的一小嘬頭髮。在兩個人即將離別之際，來自泰莉身體的信物卻見證了兩個人心理距離的最小化，通過一個信物，將一個對於人的記憶以觸感的方式永遠保存。
馬來西亞中文老師阿玲：語言與親密
從《爸媽不在家》開始，陳哲藝一直在關注生育。這或許是來自於這位奶爸在自己孩子降生之時自然而然的思考。而楊雁雁在兩部電影的角色都承載著陳哲藝對生育的討論。在《爸媽不在家》中，楊雁雁的「二胎」或許會給貧困潦倒的家庭帶來更加嚴重的威脅，而在《熱帶雨》，一個女性多年的不孕不育也在給兩人世界敲響警鐘。然而在《熱帶雨》中另外一個重要的母題是語言。
新加坡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整個國家通用英語，但是在地方語言上卻存在一種普遍歧視。在1999年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國慶日講話，其曾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新加坡人：一種是世界性的新加坡人；另一種是腹地的新加坡人。世界性的新加坡人有良好的英語教育並且能擁有很好的收入，他們被認為是標杆人物。
而腹地的新加坡人說的是Singlish，一種「土洋」結合當地語系化的語言。這些人往往遊移在社會的中下層。然而還有一些腹地的新加坡人，他們或許連英語都不會說，而只會說中文「方言」。在新加坡，「方言」完全是被社會漠視的。當然《熱帶雨》中阿玲作為一位中文老師，她所教授的是標準的簡體中文。在整個非中國大陸的場所，只有新加坡使用簡體字。（編按：新加坡鄰國馬來西亞的華人有七百多萬，也是學習簡體字）
這種政策歸功於1979年的「講華語運動」的「多說華語，少說方言」的標語傳遞著一種將語言高度制度化的理念。當然在電影裡，這種制度化可見在當下的新加坡已經失效。新加坡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掌握華語了，他們逐漸將英語作為自己的日常用語。電影中體現了教育機構已經將「中文課」孤立為一種次要的課程，而替換它們的是數學，物理，甚至是英語。
所以來自馬來西亞的女老師阿玲在這部電影的位置中有著與菲律賓女傭相似的作用，一個在「家庭義務」的重壓和事業的阻力下，欲望受壓抑的女性，將欲望換向于家樂。然而阿玲和家樂的「命運共同體」更多地承載于阿玲與「家樂」形成的親密關係。即使阿玲在這種關係中不斷得躲避，然而這種親密關係已經是阿玲在家庭生活中喪失的了，又無能為力得默許它。而她同樣也有著與菲律賓女傭對故土命運的羈絆，在她觀看馬來西亞所遭遇的暴動時，她仍然表達出一種發自肺腑的關注。
在陳哲藝的這兩部電影中，女性客居者的身份往往處在世界主義的新加坡和故土之間的中空。而家庭生活和事業的受限，也加速了她們無法滿足欲望的懸置。「家樂」在兩部影片中都成為女性客居者投射欲望的對象，成為她們融入新加坡的情感仲介。或許這種對女性的關注都是來自陳哲藝對自己家庭以及母親一代人的關注，而自己常年遷徙的履歷，也給了他豐富的經歷，去思考生活在他鄉的人們那一縷溫情。
本文經微信公眾號《映畫台灣》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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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