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讀懂成功學經典》：將地理視為命定是一種錯誤——《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

文：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

《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這個天朝帝國完美、應有盡有、表面看似平靜、難以言諭地和諧，它屹立了數千年，不為外界所動，也無所撼動。然而這個世界正將它拋之在後。」

「美國社會是由小農場主人與相對收入較高的工人階級所組成，是民主與企業的苗床。平等能孕育自尊、企圖心，為進入市場競爭做好準備，以及培養個人主義與辯論精神。」

「如果我們從經濟發展的歷史學到任何事，那就是，文化造就所有的差異……然而，文化，從內在價值與導引大眾風向的角度來看，令學者戒慎恐懼。」

總結一句

真正的成功從來不是偶然的意外。富足者擁有一種結合了好奇與勤奮不懈的進步文化。

同場加映

吉姆．柯林斯《從A到A+》（11章）

大衛・藍迪斯（David S. Landes）

成功學的研究者如果認真發掘成功的祕訣與模式，必須準備好在不尋常的地方做實地調查。本書在此之前已經帶領我們進入企業世界；現在，我們要尋找世界上的國家在成功方面留下的蛛絲馬跡。這一段評論比大部分的篇章長一些，但希望它值得讀者花費額外的時間閱讀。

中世紀的歐洲

這個世界從來都不是一個平整的運動場，大衛．藍迪斯寫道。氣候與地理的「自然不平等」使得一些國家有缺陷，尤其在較溫暖的地區，而在溫帶則有利於較充沛的雨水、土壤肥沃、硬木森林，可忍受的寒冷，還有畜養牲口的良好條件，這樣的條件有利於安定的社會與較高的經濟發展，也是中世紀歐洲緩步興起的主要因素。

一千年前，沒有人會預測歐洲能在世界稱霸。它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外族侵擾，包括北方的維京人、南方的摩爾人，以及東方的馬札爾人，當時的歐洲在知識與技術上都落後於阿拉伯世界與中國文明。

然而，歐洲有一項被證明高度有價值的東西：它是古典希臘與羅馬的民主與精英管理傳統的繼承人，雖然這些傳統不夠完美。相較之下，周圍文明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專制君主型；藍迪斯形容他們是「壓榨模式」，也就是當統治者需要更多資源時，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從人民身上奪取。歐洲的暴君統治也不遑多讓，但歐洲的私有財產概念有助於提供動機，鼓勵企業。中世紀的基督教也對統治者的行為有所約束，因為他們是上帝的僕人，不能任意凌虐子民。一個好的基督徒意味著合理的規範，遵循律法，保護正當獲取的財產。

凡此種種使得歐洲面貌一新。水車、眼鏡、準確的鐘錶以及印刷書本，皆是中世紀歐洲的發明。古騰堡在一四五二年印製了他的《聖經》，到了一五○一年，整個歐洲有數百萬本圖書。與此同時，帝制下的中國偏安在亞洲一隅，不思振作沒有持續學習任何新事物，尤其當這些新事物是來自「蠻夷」。中國的統治者用今天的術語來說，是具有「統治癖」的人，規範所有的一切，而且要求絕對順從。企圖心被認為是一種威脅。

因此，歐洲靠著精煉與採納多種創新而超越了中國。藍迪斯說，與中國不同的是：「歐洲是個學習者。」除了國王與女王、貴族與平民的封建體制之外，中世紀的歐洲有著充滿活力、自我管理的城市與區域。它基本上是一個自由市場，不只產品是自由的，觀念也是自由的。識字不是富人的專屬權利，藍迪斯說：歐洲人閱讀、寫作、出版，平民與官員沒有差別。這股驅力除了發自好奇心，也是想留下紀錄的渴望。

所有管理良好的國家展現了藍迪斯所稱的「強健體質」（buildup）——經過長時間累積的知識與做事方法，以及「突破」——達到門檻後，集結成它自己的動能。他指出促成歐洲成功，並成為科學與後來工業革命中心的三大要素：

一、獨立於教會與國家干預的學術研究獨立自主。
二、學術圈發展出一種廣被接受的方法論。
三、研究被視為一項常態活動，並得以散播：這是「發明中的發明」。

十九世紀的英國

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首先，藍迪斯認為，這個國家已經發展出一個社會、知識與政治的基礎架構，有助企圖心的發展：財產權的安全體系、基礎與高等教育，以及人民的基本自由。英國在這些方面都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勝出。除此之外，英國還有另一項優勢，即相對較少的宗教限制，因此能吸引從歐洲大陸來的技術移民，如荷蘭的河道挖掘工人與農民、猶太商人、法國胡格諾派（Huguenot）的工匠等。英國的天主教徒不能成為國會議員或上大學，除此之外他們可以自由發展。

雖然英國有著名的階級制度，但比起歐洲其他地方，要在這裡出人頭地機會比較多，更別說歐洲以外的地區。拿破崙曾經不把英國放在眼裡，認為它只是一個商人國家，從某個方面來看他是對的，因為英國是一個經由消費致富的國家。商品的製造是提供給一般人民，不只是為了富人；當然，這是現代經濟的一項特徵。即使如此，你還是無法預測英國在進入十九世紀後，會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工業發電站。如藍迪斯形容的：「英國具備了成功的素質，然後英國成就了自己。」具備知識的能量與真正利用它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這個國家的優勢在於「不是上帝的恩賜，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工作、智慧、想像力與進取心的綜合成果」。

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

再往前回溯一點，當中國鎖國自封時，十五世紀的西班牙與葡萄牙正乘風破浪，在非洲沿岸進行貿易，並進入西印度群島地區。由於他們對黃金與白銀的覬覦，西班牙人最後侵入了印加帝國。印加帝國的運作極有效率，但統治者卻是專制的暴君，而他們的文化，藍迪斯說：「剝奪一般人民的主動性、自主性和個別性。」他們的國王是「偉大的分配者」，本質上施行社會主義：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這個帝國把不同民族聚集在一起，建立了一種共通語言，但因為與外界社會的連繫有限（也沒有書寫文字），錯估了西班牙人的意圖，以為自己強大無敵，不會被推翻（這是帝國常見的自負）。

藍迪斯稱西班牙為「盜賊國家」，他們感興趣的是奪取，不是創造，而且往往是藉著上帝之名。貪婪與正義旗幟的結合，使西班牙在印加帝國的殘酷與剝削如脫繮野馬。然而，西班牙達到它的目的了：在新世界打開的市場擁有豐厚的財富回報，馬德里成為全歐洲最富裕的城市。

那麼，為什麼西班牙會走向衰落？因為這些金錢並沒有拿來投資，而是花費在奢侈生活與戰爭上。藍迪斯認為，因為這個國家不是透過任何一種形式的工業獲取這筆新的財富，也無心把金錢放在生產的利用，「財富不如工作，如同有錢不如賺錢」。西班牙缺乏像荷蘭、美國、法國與熱那亞人所培養出對認真工作的敬重，只一昧相信其宗教與社會的優秀，它得仰賴「外地人」從事商業活動和工作，而且還對人力勞動相當鄙夷。

藍迪斯的見解是，西班牙變窮的原因是，它太過富裕，而其他國家則必須培養工作習慣，以得到更多持久的財富。當西班牙正苦思如何花掉它的金條銀塊時，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正在學習如何織布、煉鐵、利用木材、加工鯨魚油和挖煤——雖然這些都是不太吸引人的產品，但生產這些東西所需的苦工，會確保這些獲益不會輕易揮霍。

葡萄牙的成功則是一場意外。這個國家在十五世紀時，人口只有一百萬人，但它的殖民地從東印度到印度到巴西，與西班牙瓜分了「半個世界」。然而，它因為採取了與隔壁更大的鄰國相同的基督教基本教義，而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為躲避迫害而從西班牙逃難到葡萄牙的猶太人發現自己的處境沒有變好，宗教審判造成很多人死亡，其他人被迫改信基督教。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因為猶太人是經濟活動中活躍的商人，也在最優秀的科學家之列，他們大批離開葡萄牙，藍迪斯說，葡萄牙「陷入狹獈、宗教狂熱與純正血統的深淵」。葡萄牙的宗教法庭接在西班牙之後，對異端份子處以火刑，當西班牙與葡萄牙統一在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後，情況更為惡劣。

葡萄牙失去了它在科學上的領導地位，轉趨保守，所有的教育與學習都由教會嚴格把關。它維持著帝國的地位，但在關鍵的天文學與航海學方面已嚴重落後，農業的生產力也下降。與基督新教改革有關的新思想與新技術自然都與之擦肩而過。藍迪斯說，一七○○年，葡萄牙「已經變成一個落後、弱小的國家」。

因此，這條在歷史上重演多次，而且應驗在西班牙與葡萄牙身上的簡單公式是：思想封閉＝經濟落後。

文化很重要

藍迪斯這本書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於同一年出版，後者認為歐洲幸運的地理環境是它成功的主要因素。這本書大部分很有說服力，但戴蒙並沒有真正解釋為什麼在現代世界裡，有如此大的貧富差異。藍迪斯認為，雖然地理環境在國家的發展上非常重要，但「將地理視為命定是一種錯誤」。歐洲確實很幸運，但「幸運只是一個起點」。

藍迪斯說，有些歷史學家尋找一種「多元文化、全球化、平等主義有關的歷史，來講述關於每個人的某件事（通常是好的事）」。在這種思維下，歐洲／美洲的成功被視為一種幸運的意外。但是，如果這是真的，我們要如何解釋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亞洲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南韓的工業化與繁榮？而同時期大部分的非洲與南美洲國家仍然原地不動，或者倒退？這些國家的成功也僅是意外嗎？

這樣的論點顯然忽略了促成這些國家發展的人們的努力——而且其中只有一些是領導人與政府官員。另一種理論是：也許其他國家不想工業化與採取西方制度，他們堂而皇之地抗拒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藍迪斯承認，上述的觀點也有道理，然而，富裕就是富裕，貧窮就是貧窮，不論你是身在哪一個國家，而這些地方當中，有許多都有多次發展的機會。那麼，究竟是哪個「X因素」造就了活力十足的成功國家，而令一些國家飽受煎熬呢？

任何研究文化與經濟連結的學者都無法忽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這篇論文。雖然它已經被修正主義的歷史學者引用，藍迪斯說，有很多證據支持它的理論，認為歐洲新教徒努力工作與誠實的倫理有助於一般財富的累積。與基督新教改革同時並進的，是促進科學進步的教育普及與對教條的質疑。一種閱讀、學習與質疑的普遍文化——與中國和西班牙等帝國如此不同——於焉誕生。進步的思維取代了對權威的盲目尊敬，甚者，好奇心與創新不再是罪過，這往往是通往財富的道路。當然，這種態度也促成了後來美國的成功。

所以，「X因素」即是結合了好奇心、創新與應用的進步文化。

令人驚異的是，在某些地區，找出成功經濟文化的研究是一種禁忌，因為這似乎牽涉到種族與優越感。這種態度很可惜，因為《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基本上是一個根據成功基本法則的總體知識，不論是誰來應用它。

伊斯蘭國家的富裕與貧困

伊斯蘭文明曾經是歐洲的導師，在學習與文化上都遠超過歐洲。然而，從一一八七年的勝利，基督教十字軍被趕出中東時，藍迪斯認為，「伊斯蘭的發展基本上就走下坡了」。當歐洲將宗教與世俗區分開來，全新提倡事實、學習和科學發展，伊斯蘭卻堅持神權政治，認為好的國家即是一個宗教國家，那些致力發展科學的國家是不被信任的。

至於遺產呢？除了石油蘊藏豐富的酋長國之外，大部分的伊斯蘭國家在經濟上是倒退的，大多是某種形式的獨裁國家。就像西班牙征服者一樣，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財與其說是助力，不如說是障礙，致力發展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工商企業則被認為是不必要的。

今天的伊斯蘭國家面臨另一個繁榮發展的大障礙：女性繼續被隔離在勞動力之外。藍迪斯認為，「一個國家成長與發展潛力的最佳指標，就是女性的地位與角色。這是今日中東伊斯蘭社會最大的障礙，將他們擋在現代化之外的重大缺陷」。

阿拉伯世界喜歡將它所有的不幸歸咎於以色列，但藍迪斯認為，即使中東和平來到，也只會進一步暴露伊斯蘭經濟模式的失敗。

總評

《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這本書超過五百頁，比這篇評論所能傳達的複雜、細緻許多，這裡的篇幅只能呈現藍迪斯部分的例證。這本書確實值得讀兩次：一次是得到概觀，一次是閱讀精彩的細節。

當然這本書的書名是受到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啟發，然而藍迪斯認為，研究貧窮國家與研究富裕國家一樣重要，因為失敗是最好的老師。他是否在失敗國家中找到任何相似點？他承認，答案並非政治正確，但失敗原因幾乎是不夠努力。例如，談到拉丁美洲，他寫道，即使超過兩百年的政治獨立，它依然擺脫不掉管理不善與貪腐的毒瘤，靠著貸款和操縱貨幣倖免於難。每一個曾是殖民地的國家必須明白，獨立無法保證幸福與繁榮，工業必須逐步發展，人民必須受基本教育，並建立制度。

因此，一些繁榮國家的特徵，即是對發展的信念、對外來影響的開放態度、生產而不只是消費的渴望、重視學習、強調建立事實，以及民治、民享的政府。相對地，基本教義派對純潔性的追求則是一種惡疾，很快扼殺經濟的健康發展。

樂觀、勤奮的國家總是具有優勢，但這是個人的素質促成的，因為有夠多的個人擁有同樣的想法，便會形成一種文化。在國家富裕或貧窮、成功或失敗之中，文化扮演重要角色。在個人的成功或失敗中，「文化」就是性格——誠實、堅毅、勤勉、遠見、自學、接受現實。

在這本書末，藍迪斯承認，自我充實的配方聽起來像是陳腔濫調。然而，每個人、每個國家、每家公司打心裡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天生的資質永遠具有優勢，但沒有一個人生來就成功，就像沒有一個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富裕之邦。

大衛．藍迪斯

藍迪斯生於一九三四年，是美國戰後最傑出的歷史學者之一。他曾就讀紐約市立學院以及哈佛大學，曾為哈佛大學的歷史與經濟系名譽教授，也在美國與歐洲許多知名大學擔任歷史或經濟學教授。

其他的著作包括：《時間的革命：時鐘與現代世界的形成》（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獲釋的普羅米修斯》（The Unbound Prometheus），以及《華麗家族》（Dynasties）。藍迪斯於二○一三年去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一次讀懂成功學經典》，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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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
譯者：游淑峰

我們以為成功需要做很多事，
事實上，只要做好一件重要的事；
達成後將開啟通往每件好事的大門。

人生不只有機緣，除了時勢能造英雄外，
還要有勇氣與智慧去把握，這才是成功的真諦。
──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

成功的定義有很多種，最簡單也最好的定義是「潛能的實現」。透過心理科學與成功哲學的結合，《一次讀懂成功學經典》收錄了50本成功學經典著作，融合詳細觀察真實人物如何在現實生活中精進，進而得到成功的訓練方法。

湯姆・巴特勒－鮑登在這本書中集結了1980與1990年代成功學書籍全盛時期的經典，包括史蒂芬・柯維的《與成功有約：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與史賓塞・強森的《誰搬走了我的乳酪》。作者想跨出成功書籍向來只有祕訣、想法與建議的框架，進而納入「如何成功」的理論。

成功不只是在我們出身背景中做出貢獻，而是以實際行動改變所處環境，並且在過程中轉化自己。雖然我們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種評斷與陷阱的干擾，但我們是否在這過程中感覺自己不斷成長，並且學習及發揮我們所擁有的各種能力和優勢，才是邁向成功最重要的途徑。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