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齊家，再治國：曾國藩的理家術》：不讓曾紀澤學八股文，只因科舉「誤人太深」

文：張宏傑

在自己的兩個兒子當中，曾國藩顯然更喜歡紀澤。從很小開始，紀澤就表現出突出的讀書天賦。今天的小學生，三年級起才開始練習作文，而且一開始寫的都是非常簡單的題材，比如「今天你做了什麼事」之類。而曾紀澤從九虛歲起，就已經開始做議論文了，而且還是「史論」。今天看起來這有點「喪心病狂」，其實在當時只是正常進度。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曾國藩在家書中彙報了一件讓他感到非常驚喜的事情：「紀澤兒自去臘龐先生歸河間，請李筆峰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翥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謄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

這一年紀澤才虛歲十一歲，沒有任何人要求，他突然寫了一首四言詩。四言詩是上古詩體，詩的內容又是歌頌大舜征討有苗這段古老的歷史，難度頗高，他居然寫得不錯，通順可讀。曾國藩看了之後，無論如何不信是紀澤的手筆，所以第二天又和一個朋友一起給紀澤搞了個面試，當場出題。結果紀澤做出來的文章亦文清句順，斐然可觀。

曾國藩大喜過望，特意向老家人寫信彙報。看來曾氏家族後繼有人，這個孩子確實有點天才，將來應當會有些造化。

對於這個聰明伶俐的長房長孫，遠在湘鄉的曾國藩的父親更是寄予厚望。早在曾紀澤十歲的時候，曾麟書就專門寫信給曾國藩，囑咐他將來一定要讓紀澤認真學習作八股：「朝廷立法數百，不易者惟制藝耳。爾等亦必深鄙也。此後教紀澤讀書，定要作八股。」在信後還加上了「至囑！ 至囑！」四字。

連九弟曾國荃也在家書中鄭重建議讓紀澤早點開始作八股。曾國荃在家書中說：

甲三侄天分既高，弟意願老兄仍教他，兼讀八股，且需開首做半篇。蓋近來讀書毛病，才高者往往不就範圍。以八股之法範之，庶幾更易於成就。如欲其學聖賢，為偉人，不局於小成小就，則不做八股功夫盡可。而學八股功夫，亦斷無礙於正業也。…… 望老兄大人遵行為幸。

就是說，近些年來，那些眼光高的人往往瞧不起八股，其實學八股並不妨礙研究正經學問，所以你一定要讓紀澤作八股。

在傳統時代，像曾紀澤這樣的官宦子弟，人生似乎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讀書應考「做大官」。老曾家的人大部分在讀書方面天分不高，好不容易出了一個「讀書苗子」，全力鞭策驅馳他在科舉路上奮鬥，似乎是不二的選擇。

但是曾國藩卻不這樣想。他在家書說紀澤將來也許「小有成就」，指的並不是科舉成就。對這個孩子的人生道路，他有自己的想法。雖然自己科舉過程整體上還算順利，但曾國藩終生對科舉抱有一種非常反感的態度。因為科舉一途難度太高，偶然性很大。傳統時代，連考個秀才，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98％的讀書人會在這一步被淘汰掉：「在兩百萬名參加院試的讀書人中，只有三萬名（大約1.5％）成為生員。」至於舉人和進士，那當然更是難上加難。根據何炳棣的研究，以明代一三九三年為例，「進士只占總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一八四四年，則占0.000048％」。

一個人要想科舉成功，必須投入十多年甚至幾十年時間，全力攻讀範圍極窄的應試教材。如果科舉不成，「高不成低不就」，很容易成為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廢人。即使科舉成功，進入仕途，那又如何？ 曾國藩身為官場中人，對官場的勢利和虛偽深有了解。大多數讀書人在官場上沉浮多年，混到的是些微功名利祿，丟失的卻是初心和人品。

所以曾國藩一直說科舉一事「誤人太深」。曾國藩認為，一個人一生快不快樂，不在於做多大的官，賺多少錢，而在於你找沒找到心靈的歸宿。讀書重在明理，只有明理，才能快樂。所以他多次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

曾國藩的父親和兄弟們對曾國藩這種「清高」的態度都非常清楚，擔心影響到長房長孫的前途，所以才特地寫信要求紀澤學八股。

對於父親和兄弟的殷殷囑咐，曾國藩並不同意，他回信說，孩子過早作八股有害無益，即使要學，不妨晚幾年再開始：「植弟（指曾國荃）勸我教澤兒學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尚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弟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系蔭生，例不准赴小考。擬令照我之樣，二十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 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

曾國藩的意思，是四年之後，也就是紀澤十四歲時再學八股。在此之前，先讓孩子學有用之學，打下良好的學術基礎。

但實際上，這只是曾國藩的敷衍之說。到了紀澤十四歲那一年，曾國藩並沒有踐行諾言，以致老父親不得不又一次去信催促：「爾教子宜急教做文章，學小楷，慎勿以予言為非，鄙而勿聽也。」

但是一貫孝順的曾國藩仍然拒不從命。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紀澤已經十六虛歲，曾國藩在家書中仍然表示堅決不讓紀澤學作八股：「至甲三讀書，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決計不令其學作八股也。」

下一年，曾國藩又在給曾紀澤的家書中囑咐說：「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盡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

對於曾國藩如此抗命，曾麟書也無可奈何。好在曾紀澤身上有一個「蔭生」的資格，也就是有額外的做官機會。所謂「蔭生」，是朝廷給中高級官員的一項特殊「福利待遇」。清代「四品京官以上，三品外官以上，皆得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經過吏部的簡單考試，即可為官。早在道光三十年曾紀澤就獲得了正二品蔭生資格。按規定將來可任「主事」，也就是獲得正六品的官銜。正因為有這條退路，才讓曾麟書不至於在這個問題上和曾國藩氣急敗壞。

不過大家子弟凡有能力嘗試科舉的，通常不會直接透過恩蔭為官，因為在當時社會，只有科舉出身，才「夠牛」、「夠份兒」，才有機會入翰林，做到大學士。但是曾國藩卻不想讓紀澤在科舉上浪費時間。

將來想不想讓紀澤入仕還是兩說，何苦讓孩子受這個罪呢？

不光是對紀澤要求如此，對沒有蔭生資格的另一個兒子，曾國藩一開始也並不主張他學八股：「紀鴻兒亦不必讀八股文，徒費時日，實無益也。」

直到二十歲上，在大家的勸說之下，曾國藩才讓紀澤花了一段功夫來專門學習八股。但是畢竟時間太短，所以雖然古文寫得很出色，但是紀澤的八股文卻寫得平常。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夏，曾紀澤入京叩謝襲爵之恩，慈禧太后問曾紀澤能作詩文否，曾紀澤回答，自己「別的詩古文還學過，就是不會作考試之文」。在家族的壓力下，曾紀澤也參加過一次科舉考試，那就是咸豐八年的湖南鄉試。不過曾國藩父子對這次考試都不太重視。成績還沒出來，曾國藩就寫信給兒子說：「今年初次下場，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

不出所料，紀澤沒有考中。曾國藩寫信安慰說：「紀澤照常讀書，不作悻悻之態，余亦欣慰。」這一次之後，曾紀澤再也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

不希望兒子們做官，那麼曾國藩對孩子們未來的人生設計是什麼呢？ 在「余不願為大官」這一句後面，曾國藩說：「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在大的方向上，曾國藩對兒子們的期望是做一個君子。什麼是君子呢？「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

君子是在任何環境下都能找到快樂和內心寧靜的人，這些快樂和寧靜與財富、地位、權力無關。

具體地說，他希望兒子們能從學問中獲得快樂。曾國藩在家書中說，望紀澤為「伯申氏」。所謂伯申氏，是指清代大學者王引之。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是清代訓詁學大家，父子兩人都是學者，經常在家裡披閱圖書、探討學問，其成就在當時被人稱為「高郵學」。梁啟超評價王氏父子是「清學第一流大師，一代所宗」。郭沫若也認為王氏父子是「考證學中之白眉，博洽精審，至今無人能出其右者。」

曾國藩一向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王家父子相繼探討經史的家風，更是曾國藩非常欣賞艷羨的。他認為自己入仕太早，中年後又軍務叢集，沒時間研究學術，無法與王念孫齊名，所以期望紀澤「為伯申氏甚切」，常常鼓勵兒子要認真研究學問，爭取成為王引之第二，以償自己的夙願。他在家書中說：

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為本朝之冠，皆自札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為伯申氏甚切也。

把人生目標定位於成為君子而不是大官，這樣的話他不僅對兒子們說過，也對弟弟們說過。他曾多次在家書中對幾個弟弟說，人生要做多手準備，要想好科舉不成後做什麼。如果能夠做一個普普通通的鄉間知識分子，從讀書思考中得到單純的快樂，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甚至不從事「士」，而是從事「農工商」中的任何一項，只要能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儒家的孝悌精神，能讓家族上下和睦，溫飽有餘，就不失是一種成功的人生。

曾國藩在家書中提到的「為人傭工畫碗」的婺源汪雙池，就是他推崇的一個典型。乾隆年間的名儒汪紱，號雙池，徽州婺源人，少時家貧，曾經在景德鎮的燒瓷作坊裡給人家畫碗為生。他一邊打工一邊不輟讀書。雖然一生未入仕途，但著述共兩百餘卷，入《清史稿・儒林傳》。江永曾評價汪紱「志高識遠，脫然韁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

曾國藩認為，汪氏一生雖然沒有功名，但仍然是成功的，因為他找到了真正的人生快樂。

同治元年夏，曾國藩在家書中對二十四歲的曾紀澤說，你既然不願當官，那麼不妨效法王羲之、陶淵明那樣「襟韻瀟灑」，終老田園，盡情享受讀書的樂趣：「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

像曾國藩這樣不功利的家長，不僅在當時非常少見，在今天也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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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先齊家，再治國：曾國藩的理家術》，楓樹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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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宏傑

正人先正己，治國先齊家
家風清則社風清，家風濁則社風濁，
從曾國藩的「治家要方」，探究國之太平的根本——家風文化。

曾國藩雖然天生資質不佳，但他並未屈服於現有條件，憑藉一股「笨勁」，下了扎實的克己之功，在思想與現實之間俯仰揖讓，深入辨析「做人」與「做事」之間的拿捏，最後深通官場韜略，如同太極高手，善於化解種種難題於無形之中。

綜觀曾國藩的一生，只做了四件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作為一個中國儒者，曾國藩在家扮演著父兄的角色，無論遠在繁華帝都，或是戎馬倥傯的戰地，都堅持與家人魚雁往返，其家書處處可見他對兄弟、子孫談論治政、治家、治學及為人之道，惕勵曾家人化懶為勤，化偏僻為正大，使脾性謙抑、平和，「以為持盈保泰之道。」

家風決定家運，「遺子以財，不如傳之以德。」一個家族的風氣雖然無形，但卻是日積月累的品格能量，本書以曾國藩的信件往返，梳理出這位名臣對家人的真實與期待，從中理解曾氏家族何以成為中國家風的典範。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